【论文】《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宗教与反宗教的冲突与融合
时间:2023-1-11 20:04 作者:公子.岚远 分类: 静·熙瑜
内容提要:宗教是人类的诠释,是人类精神自由得以寄托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宗教的教义和约束与人性深处欲望的满足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红与黑》中的于连到底有着怎样的宗教情结?他借着教会的力量跻身上流社会,他打着一个虔诚的教士的幌子,获得两位上层女性的爱情,以实现他强烈的向上爬的野心和欲望。然而在19世纪那个拿破仑时代结束,波旁王朝复辟,大资产阶级权贵和教会势力勾结的不自由年代,作为平民阶层的于连其追求平等和自由的个人价值最终不但未能实现,反而在教会的伪善和压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以生命为代价的悲剧是不是他对宗教的真正皈依呢?这又体现了怎样的人性和宗教关怀?
关键字:
于连形象 宗教 反宗教 精神心理分析 欲望 人性关怀
对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分析,迄今为止,大多评论仍停留在社会学的层面,认为是19世纪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政治历史小说。将主人公于连的自我追求看作当时正在崛起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征,认为小说反映了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斗争。固然,司汤达在论及《红与黑》的文章里,曾明确表示:“他要认真的描写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也就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七月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现实。然而,同一位作家又在小说中写到:“政治是音乐会上的枪声”,最明显不过的反映了他对政治介入文艺的反感。同时,他还表达了关于宗教的看法,指出:“宗教的观念是和伪善的观念,希望发财的观念不可分的综合在一起。”他还说:“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教士永远是伪君子。”其实,自封为“人心观察家”的司汤达最关心的是人类的激情个性和欲望的本质。作者始终以同情的笔调刻画于连的一切,这正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关怀。因此,首先从心理分析角度对主人公进行剖析来阐释其宗教与反宗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期发现宗教是否体现了最终极的人文关怀。关 一
要进入《红与黑》剖析于连的宗教情结,我们不得不先提一下司汤达,他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外祖父的影响下,对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赶兴趣,崇拜卢梭、孟德斯鸠等。正如梅里美在他的匿名小册子《H ·B》中讲到司汤达时说:“他从来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他否认上帝,恨起他来就像恨一个主子一样。”于连作为一个欲望主体不能说没有作者的影子。《红与黑》被视为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品,作者在于连身上熔铸了太多的摆脱宗教束缚的现代个人主义气息,不能说于连没有信仰,只不过他是启蒙思想的信徒,政治上的雅各宾派,拿破仑和卢梭的崇拜者。他憎恶一切宗教呓语和似是而非的梦幻,只喜爱准确无误的真相和充满睿智的判断。他没有对来世的恐惧,他要以个人价值的实现对抗高贵的出身,他高傲敏感,时刻不忘自己的尊严。他关心和谁同桌吃饭胜于关心薪金的多少,他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要摆脱低贱的地位,登上社会的顶层。
司汤达是16世纪以来人本主义学说的继承者,人的价值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基本价值。而于连个人价值的实现开始与他当家庭教师。从小说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于连有“秀美”的躯体,但文弱而喜欢书;“深思”表现了他的智力,才华横溢,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给他灌注了狂热的功名进取之心;而“仇恨”则是他的内心情感,因为拿破仑时代过去了,出生卑贱的他在波旁王朝复辟的时代“怀才不遇”,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在门第、血统、资历成为捞取地位和荣誉的必备条件都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于连不得不放弃“红”(指红色的军装)的道路而走“黑”(教士的黑袈裟)的道路,通过教会的阶梯往上爬。
这种向上爬的欲望源于他从家庭和社会所受的压抑。其心理产生严重的扭曲。按弗洛伊德的看法,人格有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心理结构也有三个意识层次:无意识、前意识、显意识。本我是人格的最底层,处于无意识状态,“原欲”就蕴藏在“本我”中,是人类活动最原始的内驱动力,“本我”要避苦求乐,获得快乐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基本动机。但是,这享乐原则常与现实环境发生矛盾,就要由自我加以调节。“前意识”就用以控制“自我”的本能,他处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超我”则是体现社会利益的心理机制,运用社会原则来压抑“本我”冲动。但是,“本我”的“原欲”是人的终极动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长期压抑,就要使人毁灭。于是,“自我”和“超我”就力求让“原欲”在梦幻想象和近乎疯狂的追求中得到发泄。然而在宗教气息甚浓的氛围中,于连为了满足他欲望的一系列表现最终并未如愿以偿。另一个细节是,作品中未提及主人公的母亲,只有一个凶狠的父亲,与从小就成为孤儿的卢梭一样,于连也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在无意识深处,他始终寻求着母亲。这就是心理学家拉康所谓的原始的缺失(primordial lack),于连一直在寻找这个原始的缺失,所以主人公幻想自己能像拿破仑一样通过自我奋斗建功立业,成为上流社会贵妇宠爱的对象。用拉康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述,于连的这种心理状态可称之为“被动的自恋欲望”这种自恋欲望的特点是主体往往站在他者的立场上,设想自己在他者心目中的形象,喜欢用他者的目光打量自己,渴望被他者所爱、所尊重、所仰慕,以填补那个原始的缺失。因此造成了主体永远不停息的追求。[1]于连具有很强的进取欲,占有欲和攻击性,他一生的追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也是他的宗教情结演绎的三个阶段。
第一次是小城时期,于连尚未走出家门,仅以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和卢梭的《忏悔录》构筑自己的未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于连追求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及欲望的满足,从未将所谓的“神学教会”的戒律放在眼里,因为宗教都主张禁欲,所以他本能的反抗基督教。而当他生命中的“母亲”缺失时,又一种被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在潜意识中把他碰上的第一个女子认定为母亲形象的替代,德·瑞那夫人便在于连的生活中充当了这个角色。在那时的宗教制度中,一个青年爱上一个有夫之妇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于连为了自己内心的欲望和对上流社会的报复,竟无视宗教教义的束缚,这是他对教会的又一次反抗和挑战。进入修道院,这是一个完全禁欲的场所,认同于宗教,听凭自己的欲望再度被压抑到无意识深层,彼拉神父提出“服从、服从、一切都是服从。”这里,宗教的权威代替了世俗的权威。由于母亲形象的又一次缺失,于连不得不继续追求而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巴黎。但在巴黎的玛蒂尔德小姐并未满足于连的欲望需求,正如一位西方学家指出的:对于连来说,“玛蒂尔德是一个父权和宗法的象征,她给予他教育,职位和名分,她为他们的爱情提供了必要的虚构的族谱……”[2]难怪于连望着玛蒂尔德的脸说:“上天应该把你降为男人”。正因为这种缺失,引发了于连对第一个情人的再度回归,而枪击事件不过是这种无意识回归的极端表现。也是更深一次的对宗教的亵渎。而在事发之后,他自觉地意识到,他企图枪杀的正是他深层欲望中最爱的人。至此,这里不用宗教的束缚,仅是人类爱的本能欲望的满足,但这欲望却灭寂了。
在于连的心理活动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来复线或欲望的流动:瞬间的自卑—对于这种自卑感到羞耻,从而激起自尊的反抗—胜利的满足,然后又是瞬间的自卑……从本质上说,这种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是说欲望“即欲望成为另一个欲望的对象,又欲被另一个欲望所承认。”[3]于连正是这样做的,小说中他多次的自我价值的追求是最好的解释,在做家庭教师时,他把《圣经》背的滚瓜烂熟,成为他者惊讶、仰慕、尊敬的对象。于连第一次大规模地在公众面前公开露面是在皇帝驾到维里埃尔城,于连按西朗神父的要求感受了主教布道的整个魅力,于是他决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即穿上黑教袍,走上从修道士到主教的追求之路。而到了巴黎和玛蒂尔德的恋爱无疑使他的欲望追求达到了高潮,于连的罗曼史就是他的欲望史,但当他得到了德·拉莫尔侯爵的封爵,军衔和两万多法郎的庄园以后,贵族社会和教会人员不会忘记他是个平民,一份匿名信使他又成了这个时代的弃儿,鲜红的血和死亡紧密相连,而死连接着黑暗,欲望终止了,生命也终止了。不论“红”是血统、是快乐,是欲望本身,还是生命之源,在宗教、修道院,法制等等“黑”的压抑下,于连作为教会的一根棍子成了牺牲品。死亡是真实的,是红与黑的交融。
这些心理分析虽然不是特别到位,只是想从人的本性出发,引出于连身上的宗教与反宗教的心理机制。其实于连是矛盾的,他完全不信神,却装的无比虔诚,研究神学,一连串的虚伪使与连妥协了,对于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来说,这是不是宗教的悲哀呢?文中提到当瓦勒诺神甫奢侈的摆午宴,却不让被收容者唱歌时,于连流泪了,良心发现的说:“我的上帝,你怎么容忍了?”“你能在这样的环境同这样的人,一块享受这将获得的肮脏的财富,你可能得到一个两万法郎的职位,可是当你吃喝玩乐时,你禁止可怜的囚徒歌唱;你举行宴会所用的钱是从他的可怜的口粮中剥夺来的,你举行宴会时他将更为悲惨!啊,拿破仑!你生存的年代,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争得荣华富贵的时代,那有多美好,现在却要卑劣的加重穷人的苦难!”[4]“于连审视着教会教士神甫们的伪善,而他却要借着宗教的途径发迹,这就是他的心理欲望和现实的矛盾,也是他的宗教与反宗教的矛盾所在。正如文中所说,一方面,当瓦勒诺的孩子们把《圣经》背的滑稽透顶时,于连想,“对宗教的基本原理多么无知啊!”他可以做《新约》和《旧约》的指导老师,然而当他刚到贝藏松的神学院,看到大门上镀金的十字架时,他又说:“这儿就是进去就不能想出来的那座人间地狱了。”[5]后来经过几个月连续的努力,于连仍是一副思考的样子。“我这一生要干什么呢?”他一举一动的方式仍没表明要准备信任一切,支持一切,甚至证以殉道者的那种内在的信仰。[6]他矛盾着,却又尽力在神学院学习他不熟悉的一切,他铁了心要借着教会这一梯子进入上流社会┅┅但只是一条途径而已,他并不信教,这种矛盾也是他命运悲剧的一个症结。
其实,文到最后,于连选择的两个与死相关的处所从心理学的角度也可解释,教堂是混合着红与黑的所在(教士穿的黑衣与圣水坛中血色的倒影),它是心灵的居所,主人公在这里祈祷,又在这里杀人。同时,教堂又是法律与宗教的缩影。洞穴里是于连作为欲望主体反观自身的所在,他在此写下自己的感想,又是他一连串追求后的安息之所,从心理学上分析,洞穴和教堂都在象征的意义上提供了更深的影射。正如德克莱·鲁瓦所说:“温暖宁静、慈母般的洞穴、开始生存历险之前于连曾在那做过小憩渴望最后能安息在那儿,因为安息这个词恰如其分。”[7]明乎此,我们便可理解于连为何选择教堂为杀人场,也不难理解于连为何拒绝上诉,拒绝忏悔,因为教堂和洞穴满足了他的无意识的死亡冲动,是不是这也算一种对宗教的皈依呢?但我们不仅要问:这样的宗教对人有爱的关怀吗?
二
心理解读只是对于连宗教情结的一个方面的简析,而宗教既有禁欲的一面,又有着劝人向善的一面,圣主耶稣有博爱之心,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于连,纵然他因压迫而不择手段的寻求欲望的满足,多少有点人性扭曲,但爱作为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再一次和欲望及宗教联系起来。是否真的让于连得到了情感的归属呢?从某中意义上说,于连没有上层社会地位得不到理想的爱情,而宗教又束缚他对爱情的追求,以至他将爱情与占有欲划等号,并通过所谓的爱情使他进入上层社会。这两者之间的交融与矛盾不得不说与宗教对人性的压制有很大的关系,其悲剧造成的人类心灵的重创也不言而喻。
在莎士比亚笔下,爱情是一种最美好的情感,情人之间在互相探索对方的灵魂时,也会有猜疑、误解、痛苦,但基调总是欢乐的。但在《红与黑》里,爱情关系也被社会和宗教扭曲了。如果说,于连在追求德·瑞那夫人时,还曾有过某种可称爱情的话,那么,在同玛·蒂尔德的关系上,就连这一点也很难找到了,他们从相识到结婚,自始至终是一个钩心斗角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着猜疑、恐惧、憎恨的过程,于连常将这两位上层的女性作比较。第一次德·瑞那夫人脉脉含情的目光和美貌及淳朴的天性打动了于连,但当她发现于连不敢按门铃,后来又给他送衣服,再后来抽回了被于连吻过的手后,于连出于自卑心理,一直认为德·瑞那夫人看不起他,(其实他早已成为了这位贵夫人的意中人)这种虚幻的被蔑视感激起了真实的自卑反抗,于连下定决心:他一定要占有并征服这个有教养的贵夫人,在确信德·瑞那夫人已经被他俘虏之后,他的心理是这样的:
于连站在最大的岩石上双目仰视苍穹......他还去见几个老鹰,从他头顶上的绝壁间飞出,他望着它们在天空中静悄悄地画了无数的圈圈,于连的眼睛机械地随着鹰转动。这猛禽飞翔起来,那种有力的安闲谧静的活动,在于连心理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羡慕这种力量,他羡慕这种孤独。
这是拿破仑的命运,难道有一天,这也会是他自己的命运吗?[8]
可见,他把这次征服德·瑞那夫人的胜利看作是自我力量的显示,是自我抱负可能实现的证明,他虽不信教,但他听西朗神甫的话“与其做一个没有信仰的教士,还不如做一位受人敬仰的,有修养的绅士吧。”他将基督戒律置之度外,超脱世俗的热情,执行他对上流社会的狂热报复,而德·瑞那夫人却陷入了痛苦的煎熬,她反复思考自己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怎么可以恋爱?而且后来当他的儿子病时,她痛苦悔恨的求于连离开;“这是上天在惩罚我,我的罪孽是可怕的”。“这就是通奸啊”于连心想,面对着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儿子的德·瑞那夫人,于连真情的眼泪流出来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爱你,从现在,我才开始像你理应得到的那样爱你,我不能走,我留下像弟弟一样爱你,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赎罪方法。”这是一个男子汉在爱人面前,在天主面前,在爱与罪面前真诚的表白。因为他们的爱在基督教对肉体的态度,节欲的理想等化为一夫一妻制的贞洁观念下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两个人才如此的痛苦,爱情是真善美的结晶,又是人性的同义语,基督教对性爱的理解与柏拉图等的理念很相近——灵魂就是对最崇尚善的 探求,这种割裂感性与理性关系的探求,对于人类爱情的形成与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他通过强化性与爱的对立,在宗教理想化的情感体验中提升了人类两性关系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在促使两性关系神性化或神秘化的过程中屏蔽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应当承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基督教通过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与净化了人自身漫溢的本能冲动,使两性关系中的相思、春恋、柔情、美德、注意度等细腻化的心理要素得以滋生和发育,为人类最终将自然性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近而实现灵与肉的统一,创造必要的条件,基督教爱的概念虽包容性爱与上帝对人的爱,然而,这两种爱在基督教徒的实际婚姻生活中却无法真正的统一起来,基督教的夫妻理想是贞节和节欲的情欲精神。
其实,基督教式的禁欲带来的并不是灵魂的无纷扰,而是对上帝的亵渎,于连的爱情经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反证.当他真正爱上德·瑞那夫人时,德·瑞那夫人的举止表明:所谓的禁欲,所谓的性并非决定女人从属的根本,但被爱俘获是德·瑞那夫人寻找情感归宿的必然结局。后来于连到神学院长期伪装虔诚的教士,“于连的宗教信仰的蜡烛早已熄灭,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在见到德·瑞那夫人的以后。“这是爱的力量”在贝藏松见到德·瑞那夫人后,于连心喜若狂:“能够赢得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的心才真正有价值的光荣”至此,权利也罢,宗教也罢,在伟大的爱面前统统黯然失色。
但到了巴黎,于连遇见玛·蒂尔德小姐又发生了许多变化,他经常将德·瑞那夫人和玛·蒂尔德作比较:德·瑞那夫人的眼睛里是热情之火,而玛·蒂尔德现露出极端冷酷的神情;德·瑞那夫人有着女性的妩媚温柔 ,她崇拜他,爱他,而玛·蒂尔德虽然美丽却高傲,目空一切,个性古怪,轻蔑他;这不德不激起已熟悉了巴黎上层生活的于连极度的愤慨,他再一次地要实现自己的追求欲,他要使傲慢冷酷的玛·蒂尔德降服于他。终于,在多次长谈和试探及他不同与其他贵族青年的个性驱使下,玛·蒂尔德向他表明了爱意,而且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一切:包括贞洁、名誉、地位等,冲破了宗教和世族的束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女人对于性的依赖。《圣经》中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再伟大再高傲的女性,都有一种性的依附性,而这种依附性不是简单的心理与生理的本能,而是源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即人不仅是有动物性,思想性,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人具有强烈的情感归属性。[9]由于生命与历史撞击,爱情与信仰冲突的悲剧性情怀,一个人的爱情从未面临过如此巨大深邃的时刻,也从来未面临过如此艰难复杂的选择,在爱和欲面前,于连选择了后者,抛弃了一切包括宗教世俗的偏见。当他拥有了他想得到一切的有力把柄“玛蒂尔德”以后,他的欲望再次膨胀,只可惜的是,教会不会容忍一个小小的平民如此平步青云地扎根上流社会,一封匿名信使洋洋得意的于连坠入宗教的地狱,23岁的年轻生命终结了,单从人性的角度。从宗教劝人珍爱生命这一点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悲剧。
三
然而在悲剧降临的一瞬间,在枪声响过后,他 一片茫然,屹立不动。“天哪,全都结束了”他突然清醒过来,当他看清了自己的灵魂,真相好像狱中的柱子一样清晰的时候,他开始悔恨,当他听到德·瑞那夫人没死后,再一次确信,他真正深爱的是德·瑞那夫人。关上门,喊起来:“伟大的天主,她没有死。”他跪了下去,眼泪夺眶而出,在这最后的时刻,他有了信仰。[10]这是他真实的爱的信仰,远远甚于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用细节描写表现出:两个女人及一些教徒们替于连辩护,认为一个对《圣经》如此精通的人不应被判处死刑,但教会统治者不会让一个如此聪明、报复心强、野心又大的人再次复苏,殊不知,所谓的野心,也只是一个凡俗平民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而做的奋斗而已,只不过手段方法有些接近疯狂罢了!直到决定斩首时,于连仍然充满报复念头,他认为《圣经》说的只有残酷的惩罚,他从未爱过上帝,因为他用悲惨可耻的方式惩罚人类。当于连将所有的痛与恨化为对德·瑞那夫人的爱时,他明白洞晓了一切,他想:“事实上,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两个人”。[11]是的,肉体和灵魂的交融,欲与爱的选择,罪与罚的光顾在于连生命结束的那一刻都深深的植根与人们的心中,再次引起人类的深思。
瓦格纳曾说:“人们或许可以认为,宗教艺术之际,艺术才能拯救宗教的内核。因为,艺术根据其象征价值来理解实际上被宗教当真的神话符号,以便通过其自身的理想表现,揭示隐藏其中的深刻道理。[12]而艺术是人为的,人性的关怀为最终的关怀。其实,任何一种成型的宗教思想会对神和人之间关系进行思考,关于神和人之间的联系,基督教最重要的信条就是灵与肉的二元对立,“灵”作为神的一部分,是一切的一切,而肉体则是走向救赎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与敌人。基督教徒终其一生与自己的肉体以及肉体的欲望做斗争,希望在肉体走向死亡之后,灵魂能够升入天堂。[13]于连以生命的终结,向宗教和当时的社会提出严厉的抗争,体现了一种悲壮,一种完美。
于连一直都在追求自由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而19世纪俄罗斯哲学天才索洛维约夫和托斯陀耶夫斯基都认为:自由作为理念世界之魂和人的行为之魂,都具有二重性。自由可以导致作恶,亦可以趋向至善那种和谐统一。而且,自由总是先经历恶而后回归于善,这也是于连最终的真实写照。而当德瑞·那夫人讲到“吃人的宗教让我干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时,于连一个将死之人,只要求德·瑞那夫人不要痛苦,要她发誓好好的活下去,因为于连对上帝是虔诚的,对真爱是虔诚的!其实,他明白宗教法律只是在有了一条法律禁止做某件事而违者受到惩罚时才有。洞悉一切之后,他蔑视地苦苦一笑:“真理在何处?在宗教里,在招摇撞骗的伪善的教士们手里。”这是他最后无奈的反语,他又假设:“假使有一种真正的宗教,那时,纯洁的灵魂在世界上就会出现一个交汇点,我们将不再寂寞。我们和善良的教士谈论的天主不是《圣经》里的那个凶残的渴望报复的小人,而是伏尔泰描述的天主,他公平、善良、无私......”他想,最终的皈依宗教的教徒洒下的眼泪将抵销十版伏尔泰的亵渎宗教的著作所生的腐蚀效用。”[14]他终于安息了,带着德·瑞那夫人的爱也带着自由未能实现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个悲剧,但这是个罪过吗?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认为每个死者都有罪过这个思想,是一个残忍而不近情理的思想。”黑格尔又说:悲剧的结局是理性的胜利,是“永恒主义”的胜利。到底如何定论,还是留给成千上万的人们思考吧!
无论欲望也罢,道理也罢,宗教也罢,名誉也罢,都随着一个生命的结束也留给世人无限的深思,难道生命就如此脆弱?善和恶究竟如何划分?人性除了恶之处还天生地具有善性。这种善性主要包括:羞耻心,恻隐之心和尊敬之心,人乃是上帝在大地上惩恶扬善和缔造地上天国不可缺少的中介,不过,人要走向理想之途,还要通过圣心的修炼,心存大爱,把全体人都加以提升而成为“神人类”。上帝允许人自由地进行选择,只有在绝对的肯定自身努力失败之后,他才体验到神圣的绝对性,才自愿的放弃原先的努力,否定迷失的自我,而达到最终的自由、平等、博爱。[15]
托尔斯泰则认为解决人的苦难和罪恶问题,靠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爱”。爱可以拯救社会,拯救人类,拯救世界......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场不断地跟罪恶斗争,用理性和爱来跟罪恶作战的一生。“爱”的超人力量,可以超越阶级差异、善恶差异,达到平等。于是苦难与罪孽消亡,人类恢复了原始状态,到达了幸福的彼岸。[16]贯穿于连一生的爱究竟是什么样的爱?做一个享受激情的人是容易的,而选择唯灵主义理想、禁欲主义生活态度的基督教徒是困难的。然而,追求美好理想生存境界对于生活在任何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是具有共性的。在西方,这种愿望就体现于维护和坚持福音书提出的人格理想,即爱人如己,以平等之心对待所有人,宽恕有罪的人,就是说感性的现世生活笼罩在惨淡凄楚的罪孽阴影之中,理想的彼岸世界无比灿烂辉煌,只有经历了痛苦磨难的灵魂抛弃现世世界时,它才能够最终进入光辉澄明的理想境界.
其实,所谓的信仰,就是追求至善,其形式可以为宗教,也可以为非宗教,而人性的关怀是其最终极的目标,这就是于连形象给我们的深思.
注释:
[1]Mark bracher, Lacan, Discoures and social change ,
A Psyeho-analylic Crit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oeu Unirersity press 1932,
p37-38
[2] Juliet Flower Mac Cannell oedipus wrecks: Lacan, Seendhal and the Narratire Farm of the rell, in robert Con Daris ed, Lacan and Narration the Psychoanalytic Deffirenec in Narration The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P924
[3]Dylan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mary of Lacanian psyo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redlge, 1996 P78
[4][5][6][7][8][10][11][14]司汤达:<<红与黑>>远方出版社, 2004年版,分别见于第110,133,143,388,88,359,384,392 页
[9]2008年第3期<<名作欣赏>>
[12]<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13]陈麟书:<<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实>>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15]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 第235页 [16]转引自鲁郊阳《试论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174页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
2.《圣经》
3。《 法国文学史中册 》 柳鸣九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891年版
Summary:
Religion is hum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man spirit is free to be placed in a form of ex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igious teachings of the depths of human nature and constraints and the desire to meet again with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Red and Black" in the company in the end is how the religious complex » Through the power of his church among the upper class society, a devout cleric under the guise of, access to two top women love to achieve his Shangpa to the strong desire and ambition. However, in the 19th century that the end of the era of Napoleon, Bopangwangzhao restora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big bourgeoisie powerful forces of colluding with the lack of freedom, as even in the civilian sectors of its pursuit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of individuals not only failed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value, but in Church hypocrisy and suppression of the end of their lives. To life at the cost of this tragedy is not his religious conversion is genuine » This also reflects how the human and religious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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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in the image of religious and anti-religious spirit of care for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human desire